文雅一点，按程子注改一改，“夫雅言而曰皆，则诗书礼之外，圣人固不言也。彼叶公者，又何以书哉？”
这破题不算多么精妙，却胜在破得快而稳，思路十分老到。当年不像个幼童，如今这文章也不像个未及冠的少年，至少也是个写了数十年文章的老儒了。
方提学没想到他做截搭题都能这么快，仿若不必思索、信手拈来一般，胸中陡然生出一片爱才之心、考校之兴，顺手又考了一句“不亦悦乎有朋”。
上过中学的朋友都知道这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原题深印在脑海里，都不必像刚才那句一样先忆原文，略一回忆朱子注释，便提笔写下破题“说以学而深，即可决其朋之有也”。
朱子注有“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用这句将“学”而后“说”深之意展开一下，就是“夫说生于时习，即生于学也。以学及人，而朋之有也，不可必乎？”
能以好学为乐，以学有所得为乐，自然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从。
方提学听得简直有些惊艳岂止破得工稳，从中透出的胸襟更是通脱大气，不愧是能叫济世兄一眼看中，当儿子般养在膝下的人。
他连考了几道题，见宋时答得敏捷流利，难他不住，一时生出促狭心，提笔就在宋时的稿纸上画了个圆，叫他做出破题。
破，给个圆也得破。
这个圆不是普通的圆它也是圣贤书上的内容。每章之前都有一个圆，用以分章节的。也就是说，这可以从圣贤之道未阐发之前就先有了一个浑圆的什么下手。
宋时不由想起评剧花为媒里一句“圣道不存，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不过提学面前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他老老实实地低下头，改成了“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
方提学看着他落下最后一个字，慢慢将那句破题念了几遍，感叹道：“圣贤未言而天地浑然如太极，及其立言，则造化生焉，典章出焉，礼仪立焉，王政备焉，百姓教焉破得有廊庙气象。若你后面原题、起讲、入题、八比、大结也能做得这么好，这文章便不怕拿到方家眼前了。”
宋时这几年都是和县里的举人、生员来往，别人夸他的文章，他都怕对方是看在他这个县令之子的身份上给他虚假评分。至于桓小师兄，那是自幼相识，还有恩师的光环加成，不好说他看自己文章的滤镜有多深，也不足完全采信。
至于他父亲宋县令他就是写句“恭惟台台，璠姿雪鉴，皎操冰壶”的逢迎套话，宋大人都能夸成绝世文章，他的点评就更不用听了。
难得御史这样公正可信的大家点评，宋时才对自己的水平恢复了几分信心，试探着问道：“学生在家做过几篇文章，算是心血之作，不知可否请老先生略加点评？”
方提学的头微微往下一点，忽又收住，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何必看旧文。你当初在京考秀才，只差一道院试没过，今日我又是来汀州府吊考童生的，你何不也下场一试，让我看看你场中的真正水准？”
主语的差别也就体现了史家褒贬之意。
宋伐郳一段中对宋桓公所联合的诸侯大军的称法是“人”，如“宋人”“齐人”“邾人”而在齐伐楚一段中，对诸侯的称呼是“齐公”“陈侯”“曹伯”“许男”一类。
这个小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前者指代大军，后者指代会盟的公侯，而是表现了史官对这两场征伐的主持者评价的差异：按左传中，齐桓公讨伐楚国中途，停留在陉亭，向楚臣宣告的讨伐理由即是楚国不为周王朝上贡苞茅，影响了天子祭祖。祭祀是国家大事，齐桓公为朝贡、祭祀事讨伐楚国，虽然未奉天子之令，却也有尊重周天子权威的意思。
故而史官记录这段史实时，在诸侯的称呼上就依公侯原本身份来，而不像对宋公那段一样以“宋人”相称。
这个阅读理解做不到位，写桓公的那两扇议论里就有一半要跑偏了。
春秋虽是史书，但孔子编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成书后存留的史料都是为了体现“尊王道、讨不臣”这个思想的。所以作文的时候不光要斥住宋、齐两国诸侯之罪，还须要结合左传内容，褒扬一下齐桓公在讨伐楚国中表现出的尊王的态度
宋时写文写多了，思考速度极快，脑中想着后面的，笔下先依承题发挥，作出起讲：周以天子一人莅万邦，以万邦而奉天子，征伐只能操于天子之手，岂有诸侯自己率兵讨伐同为天子诸侯之国的？岂有诸侯之长不受天子明命，以霸主身份驱役各国兵力的？
发凡之后，便按原题中宋、齐两国之事，分四扇八股论句激情评论：
先斥宋桓公威福自便，不受命而伐郳之罪，指出其应当承先公之命而尊王室、守臣节后斥齐桓公为成就霸图，擅天子之权，节制诸侯伐讨伐外夷之地的楚国。写到文章结穴也就是八比中最后的束二比时，还得特别赞扬一下齐恒公关心王室祭祀，是一片拳拳尊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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