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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赏赐是中国古代帝王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主要手段：“自古帝王，以恩威驳将帅,赏罚驳士卒”。军赏源于先秦，备受兵家推崇，“壹赏则兵无敌”，被视为激发士气的关键因素。宋朝十分重视军赏在保家卫国中的作用，军赏规模和次数超过前朝，赏格的制定、军功的评议与管理得到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
宋仁宗庆历后，因陕西用兵，令近臣修订赏格,“比旧文益为详密”。宋仁宗时期成书的《武经总要根据兵种不同将军功分为5等或4等，详细规宰了赏赐物品和数额。军赏的首要标准即“计首论功”。“计首论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评定标准,商執变法前即已推行。宋人以为“不以得级为功，则战士无所激”，仍将首级作为评定军功的首要标准。南宋叶适认为取人首级可“不战而屈人兵”，主张重奖。彼有无穷之级，我有无穷之赏。以其名王、贵壻下至千户级来者，差次重赏，级至二十万，则真胡人部伍离散”。最终可将金人赶出国境。
“计首论功”的赏赐标准依据物品有所不同,“伏见祖宗旧制，军功赏格以首级为法。每获一级，或转官资，或支银絹”。《武经总要赏格中规定：“杀贼，斩一级者”按第四等功，第四等功各赏絹、钱3匹贯。不过在具体推赏时，或赐绳，或赐钱，钱绢并赐的情况较为少见。以領作为赏赐品时，一级最高赏金为数千匹,最低为5匹。
计首论赏虽可激励阵前将士奋勇杀敌，但也带来恶劣的后果和影响。如极易使将士争抢首级，错乱行伍，甚至导致战败。且战事紧张之际，兵士多无暇顾及斩首，所获首级多为战后斩获。“当奔突交战之际，岂暇获其首邪？此必战后翦来,知复是谁？”另外，因招降不如斩获首级赏赐丰厚，有不少宋军在敌方已降的情况下仍痛下杀手。
生擒
生擒的赏格标准相当于或略高于斩获首级。宋太宗雍熙北伐时制定边民赏格，生擒敌人者每获1人赏钱5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赏钱10贯。宋哲宗绍圣四年,规定能生擒老少妇女者，每名赐绳10匹。因担忧将士生擒敌人，妄加屠戮，规定除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外还可转资。
奇功赏至少在宋仁宗时已设立。熙河幵边，为激励将帅士兵用命，宋廷增加了不少赏格，注重实际作战情况。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听从宰相韩琦建议再立奇功赏。临阵对敌时,先锋驰入、陷阵突众为奇功，可不按常格酬奖，由主将临时录奏，破格迁转。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针对各地军赏厚薄不均的情况，殿中侍御史张震建言立定赏格，将战功分为4等，拔城、斩将、破敌，称为奇功,立为首功；其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等，各转若干官资。除迁资外，立奇功者还可获赐钱物。
宋廷对缴获物资赏赐最重者莫过于马匹。马匹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中重要的战略物资，能否拥有一定数量的马匹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已失去对西部、西北部大片疆域的统辖权，缺少优质马匹，而西夏、辽军善于骑射，拥有难以抗衡的骑军。因此宋朝对缴获马匹者多予以重奖，与生擒人口相同。宋太宗时规定获上等马赏钱10贯，中等马赏钱7贯，下等马赏钱5贯，以马匹品质作为赏赐标准。之后标准有所提高，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缴获1马匹赐帛20匹。另外夺得衣甲器械者也可获赐茶帛等，依据缴获物资的数量、类别予以奖赏。
因伤受赏多带抚恤性质，但也含有褒奖之意。如太平兴国四年征战太原时，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先，手刃数贼，身受重伤，宋太宗召见时赐锦袍、银带。咸平二年，赵保吉侵犯麟州今陕西神木，知府州折惟昌力战受伤，宋真宗遣中使劳问，赐金丹、上尊酒、锦袍、金带、名马、器币。宋神宗元丰二年，閤门抵候、知雄州归信容城县李泽与辽兵格斗身负重伤，诏迁一官，赐绢50匹，宋廷常以抚恤的名义对受伤官员予以嘉奖。在登录军功时，受伤士兵还享有优先权。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刘吁后，按惯例以首级论功赏，而左谏议大夫张咏先录受伤兵士之功，其次为斩获首级者。“是时军情仰公赏罚至当，相顾欢跃”。张咏认为以士兵伤情作为登录军功的首要标准更符合战前军情，因此受到官兵拥戴。
剌探敌方军情可获酬奖。’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锡认为刺探军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匈奴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课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即用重赏募得间谋，离间藩国，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终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苏辙也以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认为应高度重视对敌情的获取，重赏刺探情报之人。宋廷专门制定有报告敌情的赏格，宋仁宗庆历七年因西夏军队不时扰边，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缘边蕃汉户有能先期来告者，与优赏之，仍定赏格以闻”。宋廷还曾设立了奖励探报者的专项资金，如宋神宗元丰元年，专门划拨给熙河经略司一笔经费，《作为刺探军情的费用。最初因赏赐过轻，探报多有不实。“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报者并不用心刺探敌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赏，全然微薄，以致规逻之人，不肯探伺”。故宋哲宗元祐七年规定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封桩或军赏钱物作为赏赍来源，根据情报的实际价值确定酬金，较之以前有所提髙。宋朝军功赏格中规定“规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探报若有助于战况发展，击败敌人，则赏赐更厚，“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者还可视为奇功。
宋廷通过教阅评定军士的武艺高下，并重点奖励高强精进者。北宋初期皇帝常亲临教阅,尤胜者按等级升迁，不过当时还未见有较为细密的教阅法。北宋中期以后教阅法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广,宋仁宗庆历年间，韩椅在狭西设立弓弯挽强、踏硬、射亲格，每年分春秋两次教阅，被推广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阅法多具有针对性，依地域、兵种而定。如熙宁元年颁布河北诸军教阅法，五年四月设立殿前马步军春秋校试殿最法，五月设立幵封府界诸县教阅法，七年王安石建议设立御前阅试法,教阅五路诸军，希望通过赏罚制度淘汰怯懦体弱之员，奖励武艺精湛之士，“使一路皆为精兵”。
元丰四年，除设立首级、轻重伤等赏格外，还将几十种难以明确归类的战功分为五等，称为五等杂功，以考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为准。所谓“杂功”可谓名副其实，如按期输送军粮、阴阳官占卜应验均可列为三等杂功，军医探取箭头、治愈伤员列为四等杂功,急脚子及时传送机密文字，兽医医治军马同列为五等杂功。南宋军赏名目颇多，有川广买马赏、两淮捉获私渡赏、人户起发海船赏、军兵防托海道赏、诸州军造铁甲赏、土豪召募强壮赏等。
宋代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评议与管理军功的系统，包括战果的总结、上报、确认、审核、勘验、行赏等各个环节。
每次战役结束后，官兵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大概莫过于功赏的推行，而朝廷所关注的也是如何总结战果，奖赏勇敢善战之辈,惩罚胆小怯懦之人，赏罚得当才能激励将士取得更佳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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