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越在对欧洲贵族近亲通婚现象及其与进化关系进行探究之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宏观的文明演进历程。他开始思考上古中国的巫文化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诞生，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关联，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否意味着欧洲人文明演进比中国要慢？
上古中国的巫文化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形态。在原始社会和早期奴隶制社会，巫是沟通天地、神灵与人的特殊群体。他们掌握着祭祀、占卜等仪式，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巫文化渗透在中国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农事活动到国家大事，都离不开巫的参与和占卜的指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禁锢。在这样的背景下，巫文化孕育出了诸子百家。各个学派的思想家们开始对社会、政治、伦理、自然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儒家倡导仁爱、礼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追求自然无为；法家强调以法治国等。这些思想流派相互争鸣、交流、融合，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观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在社会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教会掌控着人们的思想、文化、教育甚至政治权力。人们的生活被宗教教义所严格规范，一切都以对上帝的信仰为核心。在这样一种高度宗教化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束缚。
直到宋元明清时代，中国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此时的欧洲开始孕育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人文主义精神，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尊严和能力，从对上帝的绝对崇拜中解放出来。艺术家们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灵感源泉，创作出众多不朽的艺术作品；文学家们开始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表达人的情感和思想。随后的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倡导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观念，对封建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远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这似乎暗示着欧洲文明演进的速度较为缓慢。但这种简单的对比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
首先，中西方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色。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使得社会发展较为连续。而欧洲文明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其地理环境促使它具有较强的海洋性和开放性，这也导致了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
其次，两者面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需要各种治国安邦的思想理论。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产生的。而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统治下，虽然思想受到束缚，但随着城市的兴起、商业的发展以及与东方文化的交流增多，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对自由、平等和知识的渴望日益强烈，这才促使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生。
再者，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价值。诸子百家思想更多地关注社会伦理、政治秩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秩序的追求。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侧重于对人性的解放、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现代民主思想的构建，反映了欧洲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需求。
虽然从时间顺序上看存在差异，但不能据此就判定欧洲人文明演进比中国要慢。每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节奏和逻辑。中国文明在早期取得的思想成就为中国社会奠定了稳定的文化根基，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相对统一和连续的发展。欧洲文明虽然在中世纪经历了思想的禁锢期，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爆发式发展，使其迅速走向了现代文明的道路。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去理解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尊重每个文明的独特价值。罗越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深刻地认识到文明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时间先后或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这也让他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在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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